英雄

八千里路 · 发表于 2011-11-28 02:47:15

本帖最后由八千里路于 2011-11-28 02:57 编辑

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或者说是缺少英雄的年代。在这个没有钱便活不下去的年代，似乎已经不再需要英雄。英雄，这个词听起来已经很陌生；什么是英雄，这个概念也越来越模糊。英雄，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今的英雄，也许只有比尔盖茨、巴菲特、李嘉诚等人了。

失去才知道珍惜，短缺才显得珍贵，英雄也如此。凭我的出生和经历，不太可能认识什么叱诧风云的英雄。这是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以此纪念我们生活中那些已经逝去、看似平凡、甚至不为人知的百姓英雄。

米爷，村子里的人都叫他老米，无论男女老少。只有我叫他米爷，这是老米用一把糖换来的尊称。我记事起，米爷就是个小老头，一个十分和蔼的小老头。米爷是个外乡人，一直没有结婚，无儿无女，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听母亲讲，她才十来岁的时候米爷就到了我们村。常住我们村之前，米爷和很多外乡人在我们那里修路。路修通了，别人都回去了，只有米爷没走，留在了我们村。

米爷对人很好，谁家需要帮忙，无论通不通知他，只要他知道就一准会到。米爷帮助别人，几乎什么都不图，帮完忙，有时水也不喝一口，打个招呼就匆匆离开。米爷眼睛小，却总是乐呵呵的，笑起来眼睛就变成一条缝。米爷尽管爱笑，话却很少，那是一种沉默的微笑。他从没和人谈起过他到我们村以前的事，以至于人们对他的过去充满了各种猜测。有好事之人说他是干了坏事，才躲到我们那个偏远小山村。面对人们的猜疑，米爷总是一笑了之，并不辩解。

我穿开裆裤那会儿。夕阳西下，我趴在院子里的青石头上，等父亲赶集回来。米爷背着背篓，一个人走在前面。他晃晃悠悠的走到我跟前，俯下身子，笑眯眯的摸着我头说：“叫米爷爷！”

我仰头望着他那满脸的胡须茬子直晃脑袋，不吱声。这时米爷看见了我开裆裤里的小屁股，像一个开了花的大馒头，正冲着天空微笑。他忍不住用手去掐，确切的说是捏。他边捏边取笑我说：“二娃（我的小名）的屁股比牛粪都黑哟！”

我在青石头上扑腾扑腾的蹬着俩小腿儿，大声的嚷嚷：“老米坏蛋，老米嘴巴臭！老米坏蛋，老米嘴巴臭！”我说他嘴巴臭可不是污蔑他，他整天抽烟，两角一包的春燕烟他都不抽，只抽一毛二的经济（香烟名）。他一抽起来就不停，一只接一只的往完里抽。所以嘴里随时都冒着烟，时刻烟臭味。米爷见我不喊他也不生气，笑着说：“二娃才是坏蛋！”

米爷一转身，从口袋嚅掏出一大把花生蛋白奶糖，得意的看着我说：“你叫我米爷爷，这些糖就全部归你了，米爷爷说话算数！”哼，老头还拿糖引诱我。我看着蓝色糖纸的奶糖直咽口水，真想叫他米爷爷。为了几颗糖，老米就要变成米爷爷，这样显得我多没“骨气”啊！我想了个折中的办法，不叫他“米爷爷”，少一个字，就叫他“米爷”。

就这样，因为一把花生蛋白奶糖，老米就成了我的“米爷”。直到有一天，我才明白，我叫他“米爷”是对的，因为“米爷”的意义远比“米爷爷”的意义要深远得多。也从那时起，我还知道我不是一个经得起诱惑的人。

村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叫他米爷，他很高兴。米爷特别喜欢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叫他米爷，他才喜欢我的。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经常能吃到米爷买的糖。他经常给我买糖，经常与我“聊天”，所以我也很喜欢他。我再大些的时候，我们成了忘年交。早上，我上学，他赶集，我们总是一前一后的走。回来的时候，他也等着我放学一起回家。我总问他很多问题，他也总总是有选择的回答我。但是到我们村之前的事，他还是只字不提，只是给我讲大伙儿都知道的事。文革时候，德国鬼子（刘永德的外号）隔三差五的整他的，让他跪高板凳，戴高帽子游街，不让他吃饭等等，这些他觉得有意思的事。

德国鬼子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但他去朝鲜的时候，中美已经停战。严格的说，他只是去过朝鲜而已。文革时期，德国鬼子的成了造反泒头子。村里没有什么人可以整，因为大家都知根知底，祖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并无文章可做。这个反面典型就天经地义的落到了米爷头上，因为他的来历不明，就是不折不扣的“无三证”人物。米爷身上的多处伤疤也成了这个反面典型的罪证，说他是当流氓干坏事时被打的。每次批斗米爷，他总是一声不吭。别人说什么他都不辩解，也不反驳。我问他是不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米爷不置可否。

米爷讲这些的时候总是很轻松，似乎在讲一个和他豪不相干的的人的故事一样，有时候还调侃几句。那时我就觉得米爷是个很神奇的人。

我在一天天长大，米爷却在一天天变老。因为米爷身上伤痕累累，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一到变天的时候就浑身疼，疼得他咬牙切齿。其实这也是老毛病，只是越来越严重而已。他又老抽烟，总是咳不停，有时很让人担心他会一口吐出一块肺来。

九五年，我高中毕业，决定去当兵。临走前，我去和米爷告别。米爷住在我家后面快到山顶的山坳里，独屋一间，孤苦伶仃的人一个。一只老眼浑花，动不动就像老太太一样流泪老黄狗整天跟着他。老黄狗很老了，眼不好使，腿脚也不利索，走路动动就往事树上撞。

我去看他的时候是十二月初，外面刮着呼呼的寒风，要下雪的样子。米爷身子斜斜的倦在一把破的靠背椅上，呆坐在火炉边烤火。米爷不停的咳嗽，火炉里时明时暗的火苗映着他腊黄的脸。老黄狗也不停的抬头望着他，生怕他咳出个三长两短，身子随着米爷的咳嗽声颤抖。

“二娃还有良心，走了还知道来看看我。”米爷既高兴又伤感的说。我说：“我怎么忘记米爷呢，我谁都不去看，也要来看你。”米爷的脸上露出多年不见的笑容，没有门牙的嘴半天都合不拢，脸上的皱纹显得更深，皱纹里盛满了岁月的沧桑。我心里很难过，米爷才六十几岁，就老成这样。

米爷哆嗦着从屋里拿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轻轻的平放在两腿上。“二娃，米爷不是什么坏人，你相信吗？”我拼命的点头，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是坏人，不是因为我曾经吃了他的糖。米爷两手颤抖着从盒子里拿出一个旧得泛黄的本子，和一枚军功章。我双手接过这个类似现在士兵证的本子。翻开第一页，上面的内容大概是：李顺富，一九三二年出生，籍贯成都，一九四九年入伍。发证时间好像是一九五O年。我下识意的感觉到这个李顺富就是米爷本人，我的预感应该不会错。

米爷的讲述，把我带回了四十几年前的朝鲜战场。在那个叫三九七（海拔397米）的无名高地上，战斗激烈的进行了四天四夜，几乎一刻也没有停过。四天四夜里，至少有三天大家都没吃也没喝。战斗在继续，伤亡在不断的扩大。

第五天，敌人的飞机像蝗虫一样密集的挤满天空，炸弹如倾。密不透风的炸弹覆盖了整个高地，全连的官兵除了李顺富，所有人都战死。那个高地在战后如果重新测量后再命名，那它永远都不可能再叫三九七，已经被炸下去几米。

炸弹在李顺富跟前几米的地方落下，在炸开的一瞬间，副连长闪电般的重重的把他压在了身下。当他醒来，拨开副连长血肉模糊的身体，只能看到一片干净得连一丝云也没有的蓝天。听不到任何声响，战场宁静得让人害怕。李顺富很想站起来看看他战友们，可是他一点也不能动弹。李顺富那时并不知道，全连一百多号人，只有他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当他躺在战地医院，得知他是全连唯一幸存者时，他觉得耻辱，莫大的耻辱，尽管部队授予了他一等功勋章。

养好伤后，李顺富复员回到了成都，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娶了老婆成了家。但他无时无刻不在自责，自责自己怎么就没有战死沙场，他为什么要一个人活着回来？他也无法忘记那个山东大汉副连长，或许现在活着的应该是他。一闭上眼，一百多位战友的面孔一个个都那样清晰的浮现。李顺富就这样活在无法摆脱的痛苦里。他脾气越来越坏，后来发展到和老婆动手。按现在的常识来说，他已经患上战争带来的心理疾病，只是那时候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也没有这一说法。

有一天，老婆突然失踪，找了几天才在离他家几十里外的水渠找到老婆的尸体。没人知道老婆是如何掉进水渠的，李顺富却固执的认为是他自己逼死了老婆。李顺富不能忍受这样的痛苦折磨，他选择了他的赎罪之旅，并从此他隐姓埋名。几经辗转，李顺富到了我们村，一直生活到死。至于他为什么姓李，据他说是因为有一次有人把的名字叫成了米顺富，他就将错就错，把自己的姓改成了“米”。

我无法想像，米爷一个人是怎样孤独的度过这几十年的。毫无疑问，米爷是授之无愧的英雄。可是英雄却这样潦倒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几十年如一日。按米爷的资历，完全可以不用过这样的日子。名利对米爷来说，不如一碗玉米面干饭重要；生死，也仿佛永远都是别人的事，不再和自己相干。想起全连一百多号战友长眠于异国，米爷眼里含满泪花，他说自己是在苟且偷生。我忽然想起了同是朝鲜回来的德国鬼子，他在米爷面前，就是一只只会上窜下跳的猴子。

米爷拉着我的手说，自己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战友们一直都在招唤他。我两眼通红的安慰他，米爷莫要说瞎话，米爷能活一百岁。米爷又说，我希望永远不会再有战争，二娃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眼泪在瞬间滑落下来，滴在了米爷的手上。

九六年夏天，我在黄河边上的濮阳抗洪抢险前线，收到父亲的来信：米爷已去世。收到信时米爷已经入土半个多月。我把信揉成一团，扔进了滔滔的黄河，我发疯一样的扛起两个沙袋，踉踉跄跄的奔跑在黄河的堤坝上，大雨模糊了我的视线。

香港回归后，我终于有了探亲假。我来到米爷那长满杂草的坟前。米爷，我来看你了。我回来了，可是你却走了，而且永远也不能再见了。我流泪长跪于米爷的坟前。

米爷走了，英雄走了，一个时代也跟着走了。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里，空空荡荡的散落着几张百元大钞。

原文《永远的米爷》，2009年8月11日发表于青年文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