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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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茶的王国”。几千年前，就有了品茶的习俗。茶叶是我国的特产，也是我国人民迎宾待客最简单、最必要的东西。茶能生津解渴，醒脑益智。有餐后一杯茶除油腻，酒后一杯茶能醒酒的说法。
    茶分为绿茶、红茶、花茶三大类，各具特色。因为四川盛产茉莉花，所以窨制花茶在四川具有悠久的历史。喝花茶在四川比较普遍。茉莉花茶的特点是：香气清芬鲜灵，花茶味醇和含香，汤色黄绿澄明，绿茶之中点缀着朵朵白花，醇厚的茶味中又透着茉莉的鲜香之气。因为以上的特点，茉莉花茶被推举为清香型花茶的代表。
四川是茶的故乡。全省优秀名茶产区有30多个，品种达40多种。具有盛名的四川功夫红茶，在一九八五年第二十四届国际优秀产品评选会上，被评为茶叶冠军，荣膺“世界金质奖”。红碎茶一九八六年荣获第二十五届世界优质食品金质奖。峨眉竹叶青，一九八五年第二十四届国际优质产品质量评选会上，被评为茶叶冠军，荣获世界金奖。重庆沱茶，在一九八三年第二十二届世界优质食品评选会上荣获国际金奖。
由于四川的名茶品种繁多，历史悠久，所以饮茶的习俗是古老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茶馆、茶肆在四川历史悠久，遍布巴蜀城乡的大街小巷，素来为人们所称道。在川西城乡的各式茶馆里，随处可见饮茶的人们，有的饮茶是为赏玩花鸟助兴，有的品茗是为享受桑榆晚景的情趣，有的是年轻人为了捕捉提壶饮酺的一丝新奇……总之，蜀中饮茶的独特方式，独特茶具，引起了许多中外游客的兴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体现了古老的巴蜀文化恒定不迁的传统和恒久迷人的魅力，体现了巴蜀人一种特殊的生活情趣。
四川人饮茶渊源自古。早在西汉资中人王褒著的《僮约》里就记载了在蜀中一个叫杨惠的寡妇家里烹茶的情况：“舍中有客，提壶行酤。烹茶尽具，已而盖藏。”这是四川人饮茶最早、最明确的文献记载，这篇文章中还规定奴隶有为奴隶主“牵犬贩鹅，武都买茶”的义务，这说明了当时川西一带至少已有经营茶叶生意的茶市出现。到西晋时，张载登成都白菟楼，写诗赞叹成都茶的高贵：“芳茶冠六清”。所谓“六清”是指古代人所用的包括水、浆、醴、醇、医、酏等六种饮料，就是《周礼·天宫·膳夫》说的：“饮六清”。这说明早在西晋时，成都的茶就已经超过了“六清”，居于各饮料的首位，可见饮茶品茗在巴蜀地区很早就已经成为受人们欢迎和重视的习俗。在当今的世界，茶在饮料中的地位非常高，与咖啡、可可并称世界三大饮料。
在苏轼的诗里，茶水又叫“茶汤”、“茶食”。因为饮酒吃饭之前，要先品茗，进茶一盏，这种习惯叫“茶筵”。这种习惯进一步发展，就是现在日本的“茶道”。由此可见，日本的茶道同古代四川饮茶的程序和方式极有关系。茶花色白清香，沁人心脾，在“肉食者鄙”的时代，茶的清香便成为一种圣洁高雅的象征。所以，古人用茶来形容清丽的女子。金人元好问的诗说：“牙牙娇语总堪夸，学念新诗似小茶。”“小茶”、“茶茶”常常用来作为女孩的代称，甚至径称为“茶花女”，这充分显示了茶文化在人们审美心理上的重要地位及其所起的巨大作用。
四川茶的重要特色是“盖碗茶”。“盖碗茶”是巴蜀最先发明并独具的特色。所谓“盖碗茶”，包括茶盖、茶碗和茶船三部分。茶船又叫茶舟，是承托茶碗的茶托子。相传是唐代德宗建中年间（即公元780年至783年）由川西节度使崔宁的女儿在成都发明。因为原来的茶杯没有衬底，常常烫着手指，于是崔宁的女儿就运用奇思妙想以木盘子来承托茶杯，为防止喝茶时杯子倾倒，就设法用蜡在木盘中央环上一圈，使杯子固定，这便是最早的茶船。后来茶船改用漆环来代替蜡环。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环底做得越来越新奇，形状千姿百态，一种独特的茶船文化，也叫盖碗茶文化，就在西蜀地区诞生了。这种特有的饮茶方式逐步由巴蜀向四周地区浸润发展，以后逐渐遍及于整个南方地区。
谈到四川的茶文化，不能不提到四川的第一民俗——“摆龙门阵”。
也许是人口稠密、交往频繁的原因吧，四川人一般都健谈。这种人际交往方式，在其它地区叫侃大山、闲拉呱儿、讲故事、谈山海经、海吹、神聊、翻古等等，在四川，则有一个很别致的名称，叫“摆龙门阵”。
“摆龙门阵”是借代辞格词汇。古代时用兵布阵叫“摆阵”，即根据形式布成各种阵式，如“火牛阵”、“八卦阵”、“天门阵”等等。这“龙门阵”就是从中引申而来的，因为旧时四川民居院落的大门称为“龙门”，“龙门”口常常有一片比较开阔的公用空地。由于一般人的居室都不太宽裕，这片空地自然就成了大家的日常社交空间。每当闲暇，邻里们便捧着茶杯端上椅凳来这里聚会。其间或由一人主讲故事，或三三两两自由漫谈，非常热闹。这场面，远远望去很象摆了一个什么阵。什么阵呢？既然摆在“龙门”口，叫它“龙门阵”不就很好吗！于是乎约定俗成，“摆龙门阵”就借代为侃大山、讲故事之类的同义词而流传开来。
“摆龙门阵”小而言之是一种语言现象，大而言之则是一种文化现象。由于它植根于四川，所以带有浓烈的巴蜀文化的色彩。细究起来，这一现象之所以产生于四川，除了前面所说的四川人口稠密交往频繁这一原因外，至少还有两方面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是得天独厚的地域因素，一是悠久的人文历史因素。
从地域来说，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自然条件良好，加上都江堰水利工程的自流灌溉体系，同其他区域相比较，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相对而言劳作较轻、闲暇较多、物质较优，因此有较充裕的时间和较恬然的心情去进行人际交往。
从人文历史来说，自西汉文翁倡导文化以来，巴蜀成就了以司马相如、杨雄领衔的一大批文化人，代代相传，形成了四川重文的优良传统并积累起巴蜀文化丰厚的土壤。因此，这“龙门阵”也就随着四川文化的发展一代代地摆了下来。
谈到这里，大家一定会认为，“摆龙门阵”与茶文化扯不上什么关系。
其实，茶馆在“摆龙门阵”的形成和发展中是功不可没的。我们知道，“摆龙门阵”除了要有充裕的时间，还得要有理想的空间才行。在“龙门阵”的发祥地“龙门”口“摆龙门阵”固然有它的优点，但局限性也很大。第一，“龙门”口是露天敞坝，既不能遮风蔽雨，其环境也不耐久坐。第二，这里的摆者和听者都是近邻，范围不大，话题也就有限，很难发展和提高水平。而把“龙门阵”一摆进茶馆，那光景就大不一样了。首先，茶馆在室内，是“全天候”的场所，在里面“摆龙门阵”可以不受季节的限制和风雨的干扰。其次，茶馆号称“三有”——有茶、有座、有趣，给“摆龙门阵”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有茶”，有名的“三件头盖碗”泡上一盏香喷喷的茉莉花茶，并有热情的堂倌提着铜壶随饮随掺，为你解渴润嗓；“有座”，一把高低适度的楠竹靠椅让你坐得舒舒服服，纵然是摆上一天的“龙门阵”也不会觉得累。如果说以上两“有”尚属“物”的范畴，在家里也不难办到的话，那么“有趣”一项则非入茶馆而不可得了。而这“趣”，恰恰是“摆龙门阵”中最关键的一点。
同“龙门”口的近邻相比，进进出出茶馆的茶客不但数量大许多，而且层次、品种也丰富得多。一般而言，茶客们进茶馆都是忙里偷闲，兼带着会友、办事、解渴、消闲等多种目的，而这些目的都是在“摆龙门阵”中完成，因此话题很宽泛，“形散而神不离”。茶客中不免还有那些本身就是因为闲得无聊而来的人，他们那信马由缰的“龙门阵”就更加热闹了。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三百六十行，带着各自的人生五味来这里倾吐，耳闻目睹的奇闻轶事来这里传播，犹如百川归海，众多的信息都化作“龙门阵”在茶馆中汇集，又由茶客们带出去扩散开来。于是乎，“龙门阵”使茶馆越来越兴旺，成为一个社会的缩影，茶馆也使“龙门阵”越来越发达。
“摆龙门阵”这一现象的内涵和外延相当丰富，而其最大特色我认为在于一个“摆”字。正如俗话所说：“膏药是一张，各人的熬炼不同；‘龙门阵’是一个，各人的‘摆’法不同。”
  一是“摆”的方式，粗略可以分为“独摆”，“对摆”和“群摆”三大类。
  “独摆”为一人讲众人听。多为一位口才出众的讲述者“摆”一个完整的故事，听者很少插话。这种摆者要有相当的表演技巧才能吸引听众。“独摆”中的佼佼者当数那些每天在茶馆“做棚”（说书收钱）的评书艺人们。
“对摆”为两人搭档，你一言我一语默契配合，或漫谈见闻，或就一个问题各抒己见，共同探讨。一对“对摆”的好搭档是令人羡慕的，摆起龙门阵来“如琢如磨，如切如磋”，言传意会，尽得其妙。而他们本人也象钟子期和俞伯牙，相互在“对摆”中得到了深深的理解和极大的满足。
“群摆”是两人以上的自由交谈。这是茶馆内最有特色、最富趣味，也是最吸引人的一种摆龙门阵的方式，近来有人把这称为“茶馆文化”的一大特色。不管你是生客还是熟人，是富翁还是穷人，是“公事人”还是平头百姓，只要一进茶馆，便是茶客。茶客就得遵守茶客的规矩——“龙门阵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别人的龙门阵引起了你的兴趣，你可以随时参与进去；反之，你的龙门阵引起了别人的兴趣，别人也可以随时参与进来。这种参与，俗称“搭白”或“搭野白”。搭白者不但可以“乘兴而入”，而且可以“兴尽而退”。在“群摆”这种特定的场合，“搭白”不但不算唐突、失礼，而且恰恰是“龙门阵”所寻求的“摆趣”，或者说是“群摆”的“最佳效应”。这“最佳效应”也就构成了“摆龙门阵”特有的氛围。
二是“摆”的韵味。如果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北方的“侃大山”犹如“二锅头”来得豪放来得猛的话，那么，四川的“摆龙门阵”则是以其浓郁的“川味”见长。它既有类似川菜的“麻、辣、烫”，又有近似于川酒的“醇绵爽口，回味悠长”，即善于把深刻、隽永的思想化为生动、机趣的语言，以“龙门阵”的形式从从容容、委委婉婉地“摆”出来，令你信服，令你陶醉，无形之中达到“寓庄于谐，寓教于乐”的效果。
“龙门阵”蓬勃的生命力还表现在它强大的亲和力和自身的发表能力上。
“龙门阵”的亲和力深得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拿来主义”的神韵。犹如北方的小米和高粱一经四川的水土、曲料所酿制就化为川酒，外来的山珍海味一被川厨用特有的佐料和方法所烹饪就成为川菜一样，外来的题材一经川人之口摆出，一下子就变成“川味”十足的“龙门阵”了。比如，流传世界各地的《狼外婆》一入川就变成了《熊家婆》、《孟姜女》、《白蛇传》、《梁祝》中的主人翁不管他们原籍何处，一“摆”进四川的“龙门阵”，他们就通通化为了四川老乡。
钱钟书先生说：“文史哲学宗教等，皆由民俗叙事生出。”诗人袁鹰的《清风小引》说到：“人生的妙谛，人类的至情，文化的精华，艺术的真善美，往往蕴育于日常生活的起居、行止、交往、饮食之中。”“摆龙门阵”这种文化现象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就在于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由俗入雅，雅俗共赏，发挥多种功能。
就“俗”而言，它可以教化民众，在潜移默化中给一般老百姓增加历史、文化和生活知识，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协调了人际间的关系，沟通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满足了他们“宣泄”和“展现自我”的心理需要。
就“雅”来说，“龙门阵”包含着大量各种各样的信息。
虽然或许摆者无心，但如果听者有意，则可以从中获取不少书本中学不到的知识。如作家们可以从中发现创作的素材，思想的启示；学者们可以从中收集到诸如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口碑，供他们作进一步研究等等。
“龙门阵”文化与“茶馆文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互相促进发展。它们经过不断完善发展，就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茶文化”的主体。四川是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的诞生之地，这是巴蜀人对祖国民族文化作出的值得骄傲的奉献。
与四川茶馆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另一宗具有浓郁巴蜀特色的特产是独具魅力的“川剧”。
川剧，流行于四川全省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最早的时候外省流入的昆腔、高腔、胡琴（皮黄）、弹戏和四川原有的灯戏五种声腔艺术，均单独在四川各地演出，清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由于这五种声腔艺术经常同台演出，日久天长，逐渐形成了共同的风格，清末时被统称“川戏”，后称“川剧”。成都为川剧的发祥地。
    川剧大约是在明末清初时期发展起来的。当时，北边的陕西、甘肃和南方的湖广等省大量移民流人四川，随之带来了具有各地乡土气息的戏曲艺术。这些外来戏曲艺术经过与四川本地戏曲艺术的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有别于其它戏曲艺术的剧种—— 川剧。川剧包括昆曲、高腔、胡琴、弹戏和灯戏等五大声腔。其中高腔源于明代流行于江西等地的“弋阳腔”，结合四川民间秧歌演变而来；胡琴戏由徽剧和汉剧演变而来；弹戏的源流是陕西的秦腔，清朝道光年间传人四川；灯戏由四川民间小曲演变而成；昆曲则源自苏州的昆山腔，相传是清朝康熙年间传人四川的。从传入地域看，川剧的昆、高、胡、弹是分别由川西岷江，川南沱江，川北嘉陵江等四条河道输人的，故有“四大流派”之说。名称的正式出现大约是在清同治时期，同中国其他剧种相比，川剧的最大特色是它的高腔。川剧的角色与京剧雷同，分生、旦、净、末、丑等，以生、旦，丑角戏居多。川剧的服装与脸谱与京剧也是大同小异。服饰以明代服饰为基础，参照唐、宋、元、清的服饰制成一种统一式样，没有朝代、地域和季节的分别。
    川剧剧目繁多，其中高腔部分的遗产最为丰富，传统剧目有“五袍”（《青袍记》、《黄袍记》、《白袍记》、《红袍记》、《绿袍记》）、“四柱”（《碰天柱》、《水晶柱》、《炮烙柱》、《五行柱》），以及“江湖十八本”等，不少为其他剧种失传的剧目。
    川剧的表演艺术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并形成一套完美的表演程式，剧本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表演真实细腻，幽默机趣，生活气息浓郁，深受群众喜爱。川剧艺术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的当数“绝技”表演，如变脸、顶灯、踢慧眼、吐火、钻火圈、藏刀等为川剧艺术所独创，并一直保守高度机密的表演绝技，在魔术般的变化中表现出忠、奸、善、恶，在动人心魄的电光火石中表现出情景的急剧变化，使人眼花缭乱、如梦如幻，有如身临仙境。川剧绝技表演充分表现出四川人的聪明才智和对美的不懈追求。
在茶馆中泡上一杯香喷喷的盖碗茶，品着爽口的干果，看着川剧绝技表演，听着婉转悠扬的川剧唱曲，摆着海阔天空的龙门阵，真可谓至高至尚的休闲方式，当数人间第一大幸事。所以，四川的名茶，四川的饮茶习俗，四川的茶馆，四川的摆龙门阵，四川的川剧共同构成了四川的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