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临近了。每到这时，我便会想起我参加过的那一次高考。

我平生参加的唯一一次高考是1973年那次，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高校第一次恢复招生。那次高考最终演变为一场古今中外鲜见的闹剧而夭折，现在几乎都没人提了。

1973年，我和我们大多数同学下乡当知青已经四年了。大学招生是我们从农村出来的难得机会，同学们都很兴奋，积极准备报考。当时规定招生对象是工、农、兵，由群众推荐报名，通过考试录取。考试时间是7月20日，考政治、语文、数学三科。下乡知青算是农民，由贫下中农推荐，大队、公社审查批准才能报名。消息传来，大家都积极准备起来，一边抓紧时间复习功课，一边拼命“挣表现”，以得到推荐。四川农村的五月，是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抢种抢收，大战“红五月”。我们这里的水稻不象别处把秧苗拔起来淘洗干净送到大田栽插，而是栽“铲秧”，就是把秧苗连同下面约一寸厚的土用铲刀铲起来，装在撮箕里挑到大田里去栽，每挑都在一百斤以上，我们男知青在村里算全劳力，出工就是挑“铲秧”。早晨六点出工，晚上八点收工，中间有回家吃早饭、午饭各一个钟头。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筋疲力尽。把早上煮好的饭热热吃了，就赶紧复习。当时每人每月配给三两点灯的煤油，根本不够，就找家里人多的社员要煤油票。每天晚上要复习到两、三点种，只能睡三个来小时。经常是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什么数学归纳法啊，加法定理啊，单位圆啊在眼前瓢来瓢去的，就听到早晨出工的号响了。公社所在地的驻军有个上士，不知道他的姓名，大家叫他上士，我们也跟着叫。他是北京人，高中的知识学的很扎实。我们复习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就趁赶场的时候去向他请教，中午他还从伙房给我们打来饭菜。一搪瓷盆回锅肉！那一段时间，他给了我们太多的帮助，我们还没来得及谢他，部队就换防了。

考前三天自己给自己放假。回到城里，不再摸书，整天跟同学在河里游泳，或者上岸就躺在河边草地上看天和天上的云，完全放松。进考场时也一点不紧张，答卷也很顺利，交卷出来，走在细雨的小路上，很享受。

考完了，回乡下等通知。一天，公社通知我到县委招待所，招生老师找我谈话。老师说：你这次考试的成绩很好，我们也就不再面试了。你的第一志愿兰州大学金属物理专业和第二志愿成都工学院农田水利工程专业都不太适合你，我们把你录取到重庆大学炼铁专业，你有什么意见？

我没有意见。

老师说：那好。回乡下去后不要像有的人那样浅薄，把锄头也扔了，水缸也砸了。要好好劳动，等候录取通知书。

我欢天喜地地回去了。

然而，事情起变化了。中国出了个张铁生。

张铁生，辽宁人，也参加了这次高考。据说是交了白卷，不甘心，在考卷上给招生老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全国各大媒体公开发表，当年的考试录取作废，重新推荐上大学。我后来被推荐上了中师，当了“九哥”，就此告别了我的大学梦。张铁生后来如愿上了大学，好象是朝阳农学院吧。按照后来官方的标准说法，张铁生这封信是被“四人帮”和“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利用，他自己也上了“四人帮”的贼船，念其年轻，从轻处理。细想起来，最不划算的还是张铁生，想上大学没有错，但是应该用阳光、公平的方式。大家都是知青，出什么怪招？

想起这段经历，就想起上士，想起在乡下为我煮饭，洗衣服的女生。虽然没有上成大学，但我努力过，享受了这全过程。想起这段经历，我更加羡慕当代青年（尤其是对平民百姓的孩子来说）有通过高考公平竞争，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机会。在我看来，为着这“公平”二字，怎么着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