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红岩》中,中共重庆地下党人办的“挺进报”是向蒋管区人民传播解放战场我军节节胜利,蒋军一败涂地大好喜讯的宣传品,是向敌人阵地挺进的利刃。在鼓舞人民斗志,瓦解敌人军心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而实际生活中真实的挺进报人却让我在1990年10月28日遇上了。
当时,我接四川省青少年研究会通知,到仁寿县黑龙滩宾馆报到,参加第二届二次理事会暨七次学术讨论会。报到后,省社科院青少年所所长刘成根老师向我介绍认识了一位精神饱满、身材瘦削、衣着朴素的老人。“这位老同志叫刘镕铸,是你张伯伯南方局工作时,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的领导人。此次是黎群同志请他来参加会议,讲讲当年的革命战斗经历。……刘老还为学会捐款五万元,支持青少年研究工作。……。”这样,我与刘镕铸老人就相识了。
会议中,宣读了省委副书记宋宝瑞同志因故未到会,作的书面发言,传达了杨汝岱同志与张黎群同志谈话纪要。成都市委书记刘景周讲话,团省委书记、学会会长刘鹏同志(现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讲话后,刘镕铸老人开始讲话。
“我这次是随缘,在成都见到了张黎群同志,叫我到重庆、成都参加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并把我离休后,在重庆开的‘重庆经济书店’收益的5万元钱捐给学会。我38年在成都就是开书店的,张黎群叫我‘刘老板’。……1947年,我在重庆开明图书局门市部当店员卖书。因工作业务关系,结识很多社会各阶层的人。陈然(红岩中成岗的原型)在中国粮食公司机器厂任厂长,蒋一苇是南方局林军联系的一个找党组织的爱国青年,我们三人出版了一个秘密刊物《读者新闻》,宣传解放区的革命消息,出了两期,觉得名字不够响亮,我们三人商议改为《挺进报》。
1947年6月《挺进报》开始出刊。《挺进报》曾约法三章,未经三人商量同意,不能将办报的事告诉任何人,亲生父母、结发夫妻也不能透露半分;一旦个人被捕,必须坚决否认与报纸的关系,如果敌人拿到真凭实据,个人就承担一切责任,决不牵连别人;各人寄送的读者姓名和地址,彼此也不过问。《挺进报》由刘镕铸负责物资采购,蒋一苇编辑、刻钢板,陈然印刷。
《挺进报》发行不久,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委派彭咏梧找到刘镕铸接头。因彭咏梧未带接关系的凭据(一张刘镕铸亲自签名的名片)刘拒绝了接头。彭二次又来,说到镕铸原领导人名字,因无名片,刘还是拒绝了彭。彭第三次带来了名片,刘镕铸确认是自己签名的那张名片,才跟市委代表彭咏梧接上组织关系。
彭咏梧(江竹筠烈士的丈夫)传达市委指示,挺进报今后由市委发行,为市委机关报。办报经费由刘镕铸负责筹集,成立特别支部,刘镕铸为书记。这段时间,江竹筠曾几次给《挺进报》传递过新闻稿,印出的报纸也交她‘发行’。半夜2、3点要完成刻、印任务,3000份,大多数交市委发行,我们自己最多发200份。
后来,彭永梧调下川东游击队,由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李维嘉同志(解放后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接任《挺进报》的领导工作。李维嘉传达市委决定,批准陈然重新入党,担任特支组织委员。(陈然原系党员因动乱与组织失去联系(关系中断)。1948年,刘镕铸介绍蒋一苇入党,没有候补期。蒋一苇任特支宣传委员(解放后,蒋一苇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经济顾问等职)。1948年8月,刘镕铸、蒋一苇先后转移,调离《挺进报》,由陈然代理特支书记。
1948年3月初,刘镕铸一人化装来到国民党重庆行辕门口,大摇大摆地对门口传达室说:‘我要找朱绍良(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他在不在?’传达室一摇电话:‘不在’。刘镕铸沉吟了一下,从身上摸出一封信来,‘那先把这封信交给他吧。’说后点点头要走,突然又转身过来‘麻烦你打个收条’传达室老实照办,还在收条上盖了个章。就这样把《挺进报》直接送到反动头子的桌上。朱绍良拆信后,内有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还有一份八开大小的《挺进报》。朱大怒,把徐远举(红岩中的徐鹏飞)电话召来,臭骂一顿。限其三天破获《挺进报》。
1949年2月,刘镕铸调贵州,与张立同志共同负责地下党贵州省工作委员的工作,直到解放。《挺进报》遭到破坏,是因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的叛变,出卖。陈然也被捕,牺牲。但那时,刘镕铸已离开四川,到贵州工作了。
黑龙滩会议中,刘镕铸老人在游船特意与我合影留念,并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他在成都的住址,邀我有空去坐坐。(照片、签名附文后)。
刘镕铸老人已于1999年1月3日在贵阳病逝,享年77岁。看着照片,引起我深深的敬意。刘老永垂不朽,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顺便说一件事。文革中,我常到成都走马街省委调干招待所看望张黎群伯伯。也认识了去看他的文革难友,原成都晚报总编辑陈伯林同志。陈伯林是《红岩》中“沙坪书店”店员陈松林的原型。成都人,37年参加革命,38年5月入党,44年从事新闻工作。文革后,任《中国农民报》负责人,副部级医疗待遇。2005年5月逝世,88岁。(一张文革中与张伯伯的照片,附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