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放的爆米花

爆米花绽放的时候，就过年了。

炒一锅爆米花仿佛下了一场大雪，飞飞扬扬，雪花飞扬，爆米花飞扬，烟花爆竹飞扬，孩子们像花一样飞扬。爆米花是冬天的蒲公英。过去在乡下，每年春节前夕，炒爆米花的手艺人便会如期出现，踏雪而来。《红楼梦》里有踏雪寻梅的佳话，我们童年的梦里有手艺人踏雪炒爆米花的掌故。一支佳话，一段掌故。当烟花散尽，繁华凋零时，那些佳话那些掌故还在梦里闪耀。

我对爆米花情有独钟，每年春节炒一锅爆米花，是童年心中一件大事，仿佛不炒一锅爆米花就不算过年似的。这几乎成了情结。就是情结

。记得炒爆米花的手艺人留着一把山羊胡子，他家养了七八只雪白的山羊，有一年春天我从他家门前走过，被一眼望见的几只山羊睡卧在皂荚树下，仿佛几只雪娃娃。后来我练习绘画，心想这倒是一幅画家没有画过的写意画。我用墨汁在一张宣纸上涂抹过这幅画，我想用纯粹之黑表现纯粹之白。艺术往往需要反其道而行之才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一条路上走到死或一棵树上吊死总不是事，有时候一次转身就是一次复活。

我想起马奈，这位黑帽子黑礼服黑拐杖的黑色画家，他的调色盘永远也少不了黑。但他并没有一黑到底，他的眼睛和内心永远是明亮的。有人在黑里迷失了方向，他却能从黑里牵出一头牦牛来，蒙蒙夜色中他画出了闪亮的色彩。顾诚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而马奈的诠释是，从黑暗中走来的光明是多么闪闪发亮。譬如一场皑皑白雪抹黑而来。

从黑到白，从白到黑，有时候黑和白是纠缠不清的，没有距离，就像白天和黑夜，在颜色的尺度上没有清晰的坐标。

我总觉得黑才是世界上最干净的色彩。“白”未必比黑更“白”，送你个白眼看看，或者，送你个小白脸的绰号喜不喜欢？黑与白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传统概念上的道德倾向。戏剧里我们说黑脸包公白脸曹操，我们是黑白分明的。还有些戏曲人物搞得花里胡哨，像是在脸上打翻了一盒调色盘，不要说黑白分明，就是青红皂白都分不清了。

用糯米或饭米炒出的爆米花有一个颇富贵的名字——人参米。人参米也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白点。这么说吧，人参米是爆米花中的小白脸。炒好的人参米要用塑料袋捂住，以免跑气回潮。人参米很脆，如果抓一捧放进嘴里含着，它会像一团雪慢慢融化了。

我上小学时候，冬天大人懒得爬起来为我做早饭，我就自泡一碗人参米糖开水，充当早饭。人参米泡糖开水，人参米被泡胀融化，再用筷子瞎搅和一下，其乐也融融。后来读《板桥家书》：“天寒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令我大开眼界，原来人参米还可以这么吃。

郑板桥故乡的炒米应该就是人参米，只是我的故乡爱富贵，非要把炒米弄一个富贵气十足的名字来。把人参米用糖加工，切成长方形，用玻璃纸包装起来，就是过去小卖店常卖的米花糖。米花糖属于作坊工程，普通人家是做不出来的。我不喜欢吃米花糖，太腻了。豆沙月饼我也不喜欢，太腻了。还有豆沙馅的汤圆我也吃不惯，太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太腻的食物令人有种眩晕感。

爆米花里面我喜欢炒玉米花。玉米花口感肥，吃起来才有内容。玉米花是爆米花中的杨玉环。而人参米充其量是赵飞燕。环肥燕瘦，大美小美，皆在一朵爆米花中。

吹杆糖也是一类爆米花。吹杆糖是用柴油机炸出来的。小时候我见过炸吹杆糖的场面，他将米粒倒进柴油机口里，被柴油机轰隆轰隆地消化一气，从柴油机屁股上排出的就是一截一截的吹杆糖了。像是神奇的魔术。

童年心想，如果我们吃进嘴里的是米粒，排出来的是吹杆糖，我们的日子将会多么美好呵！吹杆糖很长一截一截的，像是一根根空心的钢管。曾经我们比赛吹气，嘴对准吹杆糖的两端，看谁比较猛，气大。往往是双方吹得脸红脖子粗，依旧不分胜负。我们不知道，原来吹杆糖是会中间漏气的。

很多年前，常有兜售吹杆糖的手艺人推着一架自行车来到乡村小学的大操场上，一大捆吹杆糖就五颜六色地端坐于他的自行车的后座上，仿佛一个万花筒，很多年过去了，它依然是乡村学校最美丽的一道风景。

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么美的风景了，吹杆糖的手艺人快绝迹了，我有很久没吃到吹杆糖了，而我的记忆却常常驮着吹杆糖做成的万花筒守望在乡村小学校的大操场上等待孩子们的下落。我的记忆像一架老牌自行车，驮着往事的万花筒。只是万花凋谢的时候，爆米花也凋谢了，飘散在往事的风中。

扬长，男，1984年出生，四川江油人。有中短篇小说、散文及随笔发表于《文学界》《小说界》《大家》《长江文艺·好小说》《青年作家》《作品》《散文》《文艺报》等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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