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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穷的时候,应该是刚参加工作那会,那是个色彩单调,特征鲜明的时代。工资还以现金的形式发放,自行车还是上下班的主要交通工具,经常晚饭后无所事事,要么在狭窄的宿舍对着电视机高谈阔论的评说着巴乔和皮耶罗的分别,要么和几个狐朋狗友在路边找家装修阴暗的卡拉OK店,在五毛钱一首的VCD伴奏中对着随时啸叫的话筒鬼哭狼嚎,恣意发泄着青春的荷尔蒙。 人虽然穷,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还是有的,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每次发了工资,都要从那菲薄的一叠纸币中抽出几张,拿上存折赶到银行把挤压的血汗兑换成冰冷的数字。那时的银行没有取号机,也没有间隔一米的等候线,记不清楚有没有ATM机了,一切都显得很朴实,人力至上。记得有一次,排在我前面的是个衣着朴素的大妈,背着一个挎包,等轮到她办业务了,她先是在身上各个口袋掏摸,拿出一副老花镜戴上,又慢条斯理的拉开挎包的拉链,将一摞一摞的纸币拿出来放在银行柜台上,再轻手轻脚的推放到银行职员的面前。
那阵人年轻,血气方刚,最烦的就是把精力消耗在诸如等待这种无意义的事情上,连点钞机卖力工作的声音都觉得刺耳,同时内心深处还有种对有产者的鄙视,认为自己是初升的太阳,未来可期,丝毫不了解那些有几个臭钱的中老年人在货币面前的诚惶诚恐,噤若寒蝉,连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对话都细微的如同蚊吟。 “请问你是存定期还是活期?”
“啊?哦哦,定期定期。”
“你这有两万,请问全存定期吗?”
“啊?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是问……”
就这样不断的对着话,连排在后面的我都听清了,她还不肯放大音量的与柜台里面小声交流,以致急不可耐的我大声对她说:“问你是不是两万全存定期?”那一瞬,大妈听清了,同时也回头愤怒的盯了我一眼,似乎我刚才把她的经济秘密泄露的整个银行都能听见,等她办完业务颤颤巍巍的走出银行,我立刻带着几分无产者的自豪,铺路石的荣光,快速把存折拍在银行柜台上,掷地有声的说,五十,全存,定期。 几十年过去,当我发现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改变不了任何东西的时候,也逐渐开始变得在金钱面前唯唯诺诺,卑躬屈膝,甚至觉得别人的银行卡都比自己手上的凝重,厚实。每次发了工资去银行,对来来往往存钱取钱的人的兴趣甚至大过银行本身,盲目的猜测他们那包里是多少钱?二十万?五十万?甚至幻想有个老年妇女走过来,把一个提包砸在我身上,傲慢的说,这是多少多少,立刻离开我的女儿。如果时光退回二十年,人虽然穷,但我会毫不犹豫的把提包砸回去,同样傲慢的说,你在侮辱我。现在,我会毫不犹豫的拎上包,像条狗一样的落荒而逃,唉,这操蛋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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